中新社武汉1月3日电 (记者 梁婷)记者3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湖北襄阳新发现三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葬，清理出土的重要文物象鼻流提梁铜壶，具异域风格，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此次发掘丰富了三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研究资料。

湖北襄阳出土的象鼻流提梁铜壶，具异域风格。杨力 摄

2024年8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襄阳樊城区菜越社区清理三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王玉杰介绍，三座墓葬均坐北朝南，自东北向西南错列分布。墓葬规模较大，总长均在20米左右，主要由长斜坡墓道、石构墓门、甬道、前室、后室组成。石墓门雕刻有朱雀、辅首衔环、青龙、白虎等图案。

襄阳于2008年发现菜越三国墓，为三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王玉杰表示，此次发掘的三座墓葬与菜越三国墓直线距离约100米，应属同一家族墓地。从出土文物和墓葬规模看，墓主身份较高，应属较高等级贵族。

襄阳地处汉江中游，自东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表迁荆州治所于此以来，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留下不少重要文化遗迹。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高顺利介绍，三国时期考古是襄阳地区考古工作重点之一，本次发掘丰富了襄阳地区这一时期贵族墓葬的考古研究资料。

湖北襄阳出土的羊纹铜洗。杨力 摄

此次发掘出土的象鼻流提梁铜壶、铜鏂、羊纹铜洗等文物具重要意义。王玉杰介绍，考古和文献资料显示，象鼻流提梁铜壶属于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风格器物，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在中国广西南部沿海一带及越南北部地区均有发现。襄阳地区东汉时期属荆州，荆州南与交州(今广西、越南北部一带)相邻。他表示，象鼻流提梁铜壶极可能是东汉晚期从交州流入，可能与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有关。

“东汉晚期荆襄地区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对外交流通畅。”王玉杰介绍，出土文物有一部分典型器物来自南方、西南地区；如铜鏂、羊纹铜洗这两类器物，说明襄阳地区与南方、西南地区交流较为通畅，可能与该时期北方多战乱，南方、西南地区稍稳定有关。(完)

　　吴江浩：最大原因是美国内一些人不接受中国取得更大发展，这是问题根本所在。为此美方大肆动员同盟国家，企图把中美之间的问题变为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希望日方认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日美有同盟关系，中日也签有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经过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文件，双方都有履行的义务。日本国内有美国大选会左右世界局势的说法，但世界局势本不该被任何一国内政左右，其他国家也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无论美国内政如何变化，为了维护世界稳定与繁荣，中日关系都应坚持自己的独特“基轴”，其基本依归，就是我反复提到的中日四个政洽文件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维护好两国关系的“基轴”。

　　中国经济的底气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有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口达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消费需求广阔且增长潜力巨大。三是有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内生动力发挥重要作用。四是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提升，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数均居全球首位，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每年1000多万大学生走入社会，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五是绿色转型卓有成效，中国过去10年以年均3%的能源消耗增速支持了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绿色经济”已不是赔钱经济，而已成为新的增长源。六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企业数增加至约40万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二，2023年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92.1万件。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我注意到日本国内有观点称中国可能会重蹈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的覆辙，比较流行的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论”，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导致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大量资金用于还债，抑制了需求增长。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又因少子老龄化、产业外迁、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因素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